《建议》明确提出“增强职业技术期刊发表教育适应性”。“适应性”原是生态学术语,主要是通过生物的遗传组成赋予某种生物的生存潜力,包括普遍性适应性与相对性适应性两种形式。其中,普遍性适应性凸显出事物与事物之间的普遍联系,而相对性适应性则是一种暂时现象,体现出事物受到环境等影响后呈现出“适应—不适应—适应”的动态发展过程。
《目录》彰显出增强职业教育专业适应性和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主体价值。但是由于客观环境和职业院校专业基础等原因,在新旧目录衔接过程中势必形成专业适应性的内在张力,进而产生专业的“外环境”与“内环境”、“实然状态”与“应然状态”、“层次化发展”与“类型化发展”、“他组织”与“自组织”等彼此不适应性问题,掣肘职业教育专业高质量发展。
一、期刊发表专业“外环境”与“内环境”不适应性,导致“供给侧”与“需求侧”失调
党的十九大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人民群众对于物质需求在量的层面得到了满足和保障,但是新一轮科技期刊发表革命和产业变革改变现有生产力水平和生产关系的存在状态,人们开始追求高质量、品质化的生活保障。同时,我国要成为现代化强国、实现伟大复兴之梦就必须要加强生产力革新能力、技术创新能力,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破解技术“卡脖子”问题,这就需要大量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近些年,随着我国大力发展职业教育,职业教育正处于政策红利期,但是我国职业教育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供给总量相对不足、行业人才结构性失调等问题尚待解决,特别是国家经济社会重点、急需和鼓励的产业所需要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供给严重不足,集中表现为“专业外环境”对于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迫切需求。
而从“专业内环境”来看,现有的专业能力无法满足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呈现出“供给侧”与“需求侧”的失调。一方面,技术技能型人才供给总量的缺口将会不断缩小,但是在一定时间内依然存在供给失调的问题。例如2019—2035年,我国技术技能人才供给量将由1.95亿人增至约3.43亿人,而需求量将由1.99亿人增至3.56亿人。分阶段看,2025年,技术技能人才供给量接近2.43亿人,需求量约为2.6亿人;到2030年,技术技能人才供给量接近3亿人,需求量达3.1亿人;到2035年,技术技能人才供给量将超过3.4亿人,需求量超过3.5亿人,届时“需求”大于“供给”的情况还会持续一段时间(见图1)。另一方面,职业院校专业服务于现代产业体系建设、服务于现代产业体系需要、服务于产业基础高级化和产业链现代化的能力不强,呈现出结构性短缺的问题。《建议》提出“加强创新型、应用型、技能型人才培养,……,壮大高水平工程师和高技能人才队伍”,显然这对人才培养的规格提出了具体要求。同时,《目录》将专业类型分为中职、高职和职教本科三类,分别对应三类不同的技术技能型人才的要求,力求满足不同行业、不同技术工种、不同能力要求的需求,进而解决我国社会经济发展高技术技能型人才结构性短缺等关键问题。然而部分旧专业还存在着专业发展能力不强、人才培养定位不准确、专业分布结构性不合理等问题,特别是对接国家新型产业、战略产业和急需产业不紧密等,导致人才培养质量和规格与产业需求和要求形成难以逾越的鸿沟,呈现出结构性短缺的问题,急需在原有专业的基础上实现升级和数字化改造。
二、专业“实然状态”与“应然状态”不适应性,促使期刊发表专业在“发展张力”中寻求“高质量发展”
党的十九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职业教育的发展,我国职业教育已经实现从规模扩张转向强化内涵建设的历史期刊发表转型,职业院校学生数量持续增长,办学吸引力不断增强,社会认可度和美誉度逐步提升。《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职业教育提质培优行动计划(2020—2023年)》等政策的颁布、执行,驱动职业教育向高质量发展的目标迈进。特别是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的当下,《建议》的颁布吹响了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号角。为了不断适应经济社会发展、产业转型升级、新业态或新岗位需求变化,《目录》对于原有的专业进行新增、更名、合并、撤销、归属调整、拆分等,其中涉及中职、高职、高职本科试点的专业调整幅度分别为61.1%、56.4%、260%,并且提出了原有专业的升级改造与数字化转型,无形中生成了“专业实然状态”(原专业)与“专业应然状态”(新专业)不适应性的问题。
其中,“专业实然状态”主要聚焦原专业的发展状态,是一种暂时的、现存的生存状态,而“专业应然状态”则是专业发展的理性发展状态。两者之间的发展张力不仅仅彰显出我国职业教育专业高质量发展的内生动力,同时客观上也反映出专业“实然”与“应然”之间的发展鸿沟,并且呈现出多种维度的不适应性样态,表现为专业设置与区域产业布局不适应、“产”与“教”融合不适应、“校”与“企”合作不适应、专业定位与国家新型产业发展方向不适应、课程内容与技术发展不适应、教学方法与职业教育学科本质不适应等问题。2021年3月31日,国新办举行“深入贯彻‘十四五’规划加快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发布会,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司长陈子季表示,职业教育专业建设是全面提升职业教育质量的关键。如果新旧专业衔接仅仅是名称上的简单修改与更换,无疑陷入了“形式主义”虚假发展的陷阱,要实现职业教育专业建设的高质量发展就必须要聚焦新旧专业衔接“发展张力”中的不适应性问题,超越专业“实然状态”,走向“应然状态”,进而实现职业教育专业的高质量发展。
三、专业“层次化发展”与“类型化发展”不适应性,促使现代职业教育期刊发表体系
从“断层”走向“衔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经济突飞猛进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在社会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客观上却凸显出对高素质技术期刊发表技能型人才的需求,呈现出供给侧和需求侧的不平衡,并且出现关键核心技术和复杂零部件“卡脖子”等问题,产业可持续发展需要大量技术技能型人才。满足社会对于人才的需求,关键在于学校的培养,尤其是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数量的不足已经制约了我国产业发展和技术升级改造。据统计,我国对于高级技术技能人才的需求量逐年上升,2020年接近7000万人,2035年将超过1.4亿人,期间年均增加超过450万人。为此,2019年以来,教育部先后批准了22所学校开展本科层次职业教育试点工作,打破了职业教育止步于专科层次的“天花板”,这也实现了职业教育学历层次上移,为培养高层次技术技能型人才提供了学制的保障。虽然我国现在已经基本形成了中等职业教育、高等职业教育、本科层次职业教育等层次分明的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机构,初步建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职业教育体系,但是由于三者还存在着如何衔接的问题,客观上凸显出整体的不适应性。
《目录》第一次提出以“一体化”设计思维来设计中等职业教育、高等职业教育专科、高等职业教育本科的不同层次专业,实现了专业培养目标和规格逐级递进,课程深度逐层增加,人才定位等多结构有机衔接,其本质是构建职业教育现代教育体系。但是,中职、高职和本科层次职业教育试点尚未形成在学制层面上完全意义的贯通,各省(区、市)依然通过“专升本”“联合办应用型本科试点”等来满足中高职学生升学深造的意愿,从体制层面和操作层面上无法实现中职、高职、本科层次职业教育的贯通,而主要表现为专业“层次化发展”的问题,其实质就是学制相互割裂下的“专业孤岛”。尤其是在各自相对封闭的学制体系之中开展专业建设,忽视了专业人才生命成长在不同学制体系中的链接与贯通,呈现出“层次化”的典型特点,这与《目录》“一体化设计”的整体布局和思路背道而驰。而“类型化发展”则彰显出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的系统外独立性与系统内衔接性,凸显出职业教育在学制层次、人才培养定位、专业建设等方面形成独立性的现代化职业教育体系,即“中—高—本”职业院校体系的贯通。同时,需要进一步强化中职、高职、本科职业教育之间的衔接,实现系统内部的衔接。
四、期刊发表专业“他组织”与“自组织”不适应性,促使“不平衡性”走向“平衡性”
近些年,我国高度重视职业教育期刊发表发展,正处于政策“叠加效应”红利期的职业院校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包括资金、政策等一系列的外部供给与保障。面对如此密集化的投入,职业院校很容易由于投入的过密化而导致自身发展的内卷化。特别是我国改变了以往单一化的经费投入方式,建立起以生均拨款为基础,实施项目主导下的经费投入方式,这种投入方式在专业建设方面往往呈现出以外部为导向的建设驱动,形成以资源为核心关系的“项目式治教”体制,其本质是一种专业“他组织”运行方式。与之对应的则是以自我发展为驱动的专业“自组织”运行方式,其中学者哈肯(H.Haken)认为,“如果一个体系在获得空间的、时间的或功能的结构过程中,没有来自外界的特定干涉,我们便说该体系是自组织的。”由此可见,“他组织”是以外部供给为导向的驱动发展,而“自组织”则是以内部供给为导向的驱动发展。在适应性的过程中,专业升级往往倾向于在“项目式治教”体制的驱动下,视外部项目为专业发展的主要驱动,将资源的积聚和投入作为专业高质量发展的圭臬,客观上却斩断了专业内生性的驱动源头。此外,片面地重视专业项目式发展,以项目作为专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在客观上也忽视了专业既已形成的原生态发展环境,包括专业资源承载度、专业教师承受度、专业内部要素构成结构、专业运行机制惯性等,导致专业发展的不平衡性,集中体现为专业定位不准确、发展方向“朝令夕改”等问题,最终导致专业的畸形发展,呈现出专业适应性发展过程中的不良反应。《目录》印发以来,不仅仅强化外部动因对于专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性,同时也凸显出专业内在治理运行的独特功能,灵活地设置专业、调整专业、诊断专业、诊改专业,形成特色鲜明、高质量发展的专业(群),呈现出专业“他组织”与“自组织”两者的动态调和,以便更好地适应专业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