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文学是一门“以跨越为前提，以开放性为特征”的新兴学科。早期的比较文学相关研究主要以“跨民族、跨语言、跨文化”为基础展开，然而随着时代的飞速发展以及该学科自身的不断演进，论文发表文学与其他学科间的跨越性研究似乎成了比较文学发展的必然趋势。就科学和文学而言，由于十九世纪进化论等理性科学的出现，让自然科学和文学两种看似不同思维下的产物走到了一起，科学逐渐渗透进了文学领域，出现了不少以科学为主题的文学创作，科幻小说等新文类也随之兴起。一方面，科学拓宽了文学创作的想象范围、催生了新的文学形式；另一方面，论文发表文学作品中对未来科技的想象反过来又给现实科技发展指明了方向。所以说，自然科学和文学之间是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的关系，两者之间的跨越性研究也蕴含了极其强烈的现实指导意义。

20世纪现代科技的进步及其所引发的一系列问题是反乌托邦小说创作思潮生成的一个现实契机。因此，反乌托邦文学作品本身就是对科学技术发展的反思及批判，与自然科学关系密切，具有跨越性。而此种批判的重心不在于科技的外显，而在于科技的内涵，即通过对现实中发明创造的实物，揭示伴随科技出现的带有一定哲学意义并代表着某种时代精神的新理论，例如从实证主义到逻辑原子主义，从逻辑实证主义到批判理性主义，从历史主义到近现代流行的新历史主义；以及带有一定哲学意义的新矛盾，如科技背后所涉及的道德伦理问题。因此，反乌托邦文学作品与自然科学的跨学科研究大抵都是以哲学为中介，探究科技背后的时代精神与道德伦理。

纵观西方哲学史，科学技术与道德伦理相结合的研究似乎一直都是哲学家探索的对象之一。启蒙主义之前，科学家和哲学家们对科技持有积极的态度，对科技进步充满了乐观想象，形成了一种充斥着盲目乐观的进步主义。启蒙主义之后，逐渐出现反对科技发展的声音，认为科技进步使人类日益消沉堕落、科技的高速发展导致人类社会道德的败坏。哲学家卢梭就持有科学技术与道德相对立的观点，他认为“一切卑劣的行为与道德败坏的根源都归于科学与艺术的发展”。十九世纪马克思对科技异化问题有着更加深入的研究，认为科学技术的发展使工人阶级沦为一种非人的手段和工具，科技的更迭换新本是为了促进历史发展，却在实际应用中反过来对抗人，对抗历史，逐渐成为一种异化的力量。

到了20世纪，这一观点的呼声越发高涨，主要体现在德国的法兰克福学派，不同的是由于世界大战这一历史语境让该学派更为关注科学技术对于现代政治与人类自由的深刻影响。科技异化为主题的相关研究也在这一时期更加系统化、理论化。代表人物之一就是法兰克福学者赫伯特•马尔库塞，在他看来“现代发达的工业社会是一个单向度的社会，是一个新型的极权主义社会。不同于传统的专制独裁政治，造成发达工业社会所具有的极权主义特性的，主要不是恐怖与暴力，而是技术的进步。”从卢梭到马尔库塞，这类哲学家的共同点都是将目光从对科学技术的盲目崇拜转移到了对现代科学技术的反思之上。

反观20世纪的文学界，出现了对未来世界更加极端化的构想，不少作家对科学技术发展的恐惧和忧虑加剧。在诸如赫胥黎《美丽新世界》的反乌托邦小说中，“技术成了一种新的绝对的控制形式，它湮灭了潜在的对抗力量，也磨灭了批判与进步本身。”此时人类如何自处，理应从文学作品中获得启发。

阿道司•赫胥黎的小说《美丽新世界》为读者呈现了一个极端的反面乌托邦世界，“新世界”里人的个性和自由受到科学技术的制约与控制，使科学技术出现控制其造物主的异化现象。文学虽不能创造科技实物，但文学凭借其想象性和虚构性特征影响并引领着现实科技的发展方向。同样地，反乌托邦小说通过对科技异化世界的虚拟勾勒可以有效制约现实生活中科技异化问题的出现。小说《美丽新世界》中的科学技术发展完全背离了现代性题域中的自由、平等、人权等观念。作者赫胥黎正是通过文学作品警醒读者切勿让科技沦为政治家的工具，同时指出科学技术在造福人类的同时不应违背人类基本的技术伦理和生命伦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