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情境下的话语力度不足

      我国体育伦理学的国际话语权是分享中国经验、讲好中国故事、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及学术竞争力的基本保障。在学术组织上，自 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 美国体育发表论文哲学学会、英国体育发表论文哲学学会、欧洲体育哲学学会、日本体育运动与教育哲学学会等组织相继成立，形成了活跃、专门性的体育伦理学研究阵营，并持续向世界范围内扩大。我国体育伦理学在成立初期， 虽然一度热情高涨，举办了全国体育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报告会、全国体育哲学和体育伦理学论文报告会等活动，但如今已经很难看到这些学术会议的身影，目前体育发表论文伦理学相关研究多是以专题形式穿插在其他体育科学会议之中。

二、人文危机下的学科价值式微

      由于应用科学在资本增值和效益产出上的优势， 人们更倾向于将时间、精力、财力投入到运动人体科学、生物化学、运动心理学、体育产业等“显性回报” 领域。体育发表论文哲学社会科学常常被贴上“文科无用”的标签，无论在学科地位、学科作用还是学科建设等方面都处于十分边缘的位置。从“十三五”期间体育类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发文量来看，运动竞赛学和体育社会学占据总数的 50%以上，但体育法、体育文化、奥林匹克运动、体育史、体育哲学(美学、伦理学)和体育新闻传播学仅各约占总数的 2%。从经费获取看，2016—2020 年体育发表论文社会学与体育管理学获得的国家社科立项及教育部立项分别为195 项和343 项，

体育哲学(美学、伦理学)仅 25 项。体育哲学(美学、伦理学)的立项数量还不足体育社会学的 15%，不足体育管理学的 10%[14]。由此可见相较于体育社会学、体育管理学、体育教育学等其他相对成熟的体育学科，体育伦理学在资源获取上存在严重不足。这不仅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体育伦理学的劣势地位，还侧面地说明学者们对体育伦理学的研究兴趣不高。事实证明，仅仅靠部分学者暂时的研究兴趣无法支撑起一个系统的、长久的、科学的体育伦理学学科。因此在学科发展规划上必须积极响应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建设的号召，创建新时代的体育伦理理论，把握新时代的体育伦理思想，从而扭转体育伦理学“无用”的假象。

三、治理需求下的社会服务欠缺

与西方道德形而上学关于体育义务论及体育本质论的探究不同，我国体育伦理学是在解决体育社会问题的目的下诞生的，因此在中国特色的体育伦理体系指导下，回应体育改革与治理实践过程中的伦理道德诉求是我国体育伦理学创新发展的重要意义之一。然而就目前来看，我国体育伦理学仍停留在关于体育“应然”的理论研究层面，难免表现出高屋建瓴的姿态， 其社会服务功能尚未凸显。首先，我国体育治理缺少伦理手段的参与。自《2001—2010 年体育改革与发展纲要》明确提出“依法治体”，到《全民健身条例》《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体育发表论文https://www.xrqkw.com/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及《“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等政策的颁布， 体育法治是现代体育领域常态化、长效力的治理手段， 而作为体育活动内在秩序、与法治相辅相成的体育伦理治理或者说体育发表论文德治却有所欠缺。习近平总书记认为，德治法治是“一体两翼”的关系，作为体育德治来源的体育伦理学如果欠缺，则会严重影响体育事业的平衡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