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方微信
官方QQ
摘要：艾瑞克·霍布斯鲍姆是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派的杰出代表。他哲学观中的系统思想，是分析社会历史及其发展机制的方法论工具。他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深入剖析人类社会的变迁过程，突出历史经验对于解释社会系统的认知基础，强调经济因素在社会变迁机制中的主轴地位，并挖掘阶级冲突、政治力量、科技进步和文化形态对于社会历史系统的“合力”作用，进而发展了社会历史哲学的系统思想。
关键词：艾瑞克·霍布斯鲍姆；社会历史思想；系统分析；合力；机制
英国著名历史学家艾瑞克·霍布斯鲍姆（ＥｒｉｃＨｏｂｓｂａｗｍ，１９１７－２０１２）认为，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既有普适性规律的一面，又有自身的逻辑特征。这就是说，与自然界的演进一样，人类社会历史遵循的是一种内含矛盾变化，进而革新突破的过程。同时，社会历史的发展贯穿人类以往经验与理性，是与其包裹在外的经济、政治、科技、文化等要素相统一的有机变化过程。但不论基于哪种属性，社会历史总是处于其构成要素的整体系统之中。在这个系统中，推动社会历史进步的不是某些要素的简单相加，而是系统全部要素和结构关系融合后产生“化学反应”的结果。所以，若想防止“独断论”，正确把握社会历史的发展脉络，就必须对处于系统关系中的要素作整体性的探究。据此，霍布斯鲍姆为我们描绘了人类在物质和思想等领域由简易到复杂的演化发展过程，并展示了其社会历史思想的系统特征。
一、历史经验是解释社会变迁机制的基础
1890年，恩格斯在给布洛赫的一封信中明确指出，社会历史的发展机制不是个人意志的产物，而是多种要素共同作用的后果；各个要素融入一个庞大而复杂的系统，构成了推动历史发展的合力。［１］这些要素摒除人们的主观臆想，具有现实的物质基础。它们可以是经济因素、政治因素或者科技因素，现有的社会结构就是在这些要素的综合作用下形成的。霍布斯鲍姆扩大了这一系统要素的范围，譬如家庭、民族、文化、习俗、传统仪式和符号象征，以及不同地区民众所处的地理环境、气候、资源和社会风貌等，都可以作为推动社会历史发展而又值得分析的要素。然而，若想捕捉这些要素并准确地解释它们之间的关系，就必须回溯历史，从历史经验中寻找答案：“过去乃是永久存在于人类意识中的一个方面，也是人类社会中，无论是制度、价值或是其他行为模式所不可或缺的一部分。”［２］
霍布斯鲍姆认为，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人类社会的面貌正在发生剧烈变化。在这种情况下，重视历史经验就显得尤为重要。这是因为，现实的社会结构作为特定时期内的一种定型的存在，是从人类以往的社会历史经验中发展而来的，即“过去是现在与未来的模范”［３］。我们每个人都历史地处于所属的家庭、民族、社群以及各种环境之中，它们构成了社会发展的要素，以此告诉我们当代社会发生的事情。而对过去历史要素进行分析时，不仅可以找到当下社会发展的土壤，还可以为过去的历史注入新的活力。显然，霍布斯鲍姆秉承了一种动态发展的分析理念，是一种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分析方法，即把过去的经验事实变为具有普遍意义的现实指导。在他看来，如果对于现有社会结构的历史分析不能得出普遍性的结论，那么对于这种历史经验的追寻就没有意义。同时，重视历史经验的基础性作用，绝不是奉行简单生硬的“历史决定论”，也不一定要从某个历史事件中得出一个必然的结论。然而，倘若人们要想知道———为什么人类会处于现在的社会系统中，那么从历史经验中寻找素材和原因是最可靠的方式。在浩如烟海的历史经验中，如何挖掘出真实且具有实际价值的要素至关重要，它们能帮助人们梳理社会历史变迁的类型和机制，最大限度地还原人类社会历史的转变形态。由此，人们才能更为精准地拟定行动计划，解决当代社会存在的实际问题。
需要注意的是，人们通常希望从历史经验中找到规律性的东西，以此来预测和规划未来，结果却往往遭到失败。霍布斯鲍姆指出，历史经验是人们参与社会实践的前提，也是人们理解自身过去、现在和未来趋势的桥梁。但是，它的首要功能是去解释而不是预判。由于主体认知能力和经验水平的有限性，人们对社会系统要素的把握和分析未必都是正确的。所以，在众多的历史事件中，筛选出具有潜在因果关系的要素，尤其能揭示近期“急剧变快、变广的人类社会的变迁”［４］，继而与当代社会建立最紧密的联系，才是分析社会历史脉络的正确路径。他认为，社会历史的变迁，虽然不能说后来的就一定比过去的好，但从全球范围来看，包括社会生产力、人口数量以及科学技术都有了长足的发展，这不得不说是人类的一种进步。［５］因此，分析人类社会系统的要素及其变化过程，就会得出一个符合社会实际的具有普遍性的结论；而对于某一范围内的具体事件要做出历史定论，就不能光从共通不变的系统要素去解释某种变迁现象，否则可能会得到与事实截然相反的谬论。霍布斯鲍姆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尽可能掌握大量而又详实的材料，区分相似却又不同的要素何以导致特定的社会历史状况。或者说，他遵循了普遍性寓于特殊性之中的思维方法。
现在，人们之所以能够理解包括社会系统、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等复杂而抽象的存在物，无不是在历史视野中借助于历史经验去分析社会要素的结果。然而，任何一种科学方法，它对于人类认识的意义都不仅仅在于“解释世界”，更在于“改变世界”。如果在对构成社会历史的系统要素进行聚焦式的解剖后，仍然无法得出有关指导未来社会的知识，那么这种分析的力度和意义将大打折扣。霍布斯鲍姆认为，对于社会历史的分析是一个系统化的思维过程，并且是非常必要的。这是由于连接过去和未来的社会历史是一个连续不断的链条，它不是将历史节点的条件和事件绑在一起的静态事物。“人类社会的结构、进程，以及再造、变迁和转变的机制有其系统，能限制事物发生的数量，决定哪些事物会发生，并对于其余的事物赋予或高或低的发生概率。”［６］所以，人们在对社会历史做系统分析时，可以找到关乎现实与未来的解释方案。尽管这种预测的结果并不一定正确，但它为社会发展提供了多种可能性。人们要做的并不是要发现一种确定性的道路，而是要在多种可能的选择中找到较好的应对办法。
此外，社会系统及其要素作为变量而存在，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可预测的，它已超出了人们的认知能力和范围，而且人的主观意识或偏见有可能将分析的结论带入歧途。因此，对社会历史的分析必须基于正确而精准的经验，没有历史经验，预见未来或改变世界注定是会失败的。霍布斯鲍姆强调，对于社会历史的预测，必须关注社会变迁的复杂性与系统整体性，注意划定要素分析的范围与限制，以界定最为严密的问题作为导向，实现对社会趋势而不是社会事件的长期预测。这样，人们对社会历史的认知能够更接近其原本样貌，人类改造世界的活动才会有成功的可能。所以，历史经验为人类认识社会提供了基础，以此为向导可实现对社会发展趋势的判断。
二、经济因素是社会系统发展的动力主轴
19世纪中叶以来，唯物主义历史观逐渐替代了唯心主义历史观，人们把经济因素置于推动社会历史发展的核心地位。特别是进入垄断资本主义时期，人类的物质生产手段和生产能力都有质的飞跃，社会的物质财富大幅度增加，可以说资本主义的全面发展直观地表现为经济因素的胜利。而政治、文化、宗教等作为社会的上层建筑，是人类主观意识的衍生品，表现为各种社会意识形态。如果将上层要素作为社会经济发展的引擎，以解释它们对于经济因素的基础作用，从而说明经济只是上述因素的社会表象，就不可能从逻辑和事实中得出令人信服的论证。反之，通过寻觅历史的蛛丝马迹，就会发现经济因素贯穿于社会政治、文化和历史的始终，各种社会意识形态只是经济利益关系的延伸，围绕这一基本点窥探各要素之间的互动关系，才是一种行之有效的分析途径。霍布斯鲍姆指出，在分析社会结构的现状与变迁时，特别是在政治制度、阶级利益和人的活动中，可以明显地找出经济的痕迹，其他要素都不能脱离它而独立存在。因此，对于人类社会历史的研究，其分析的基础必然是经济因素，这本身也是一种历史的选择。
在人类历史的漫长岁月中，社会生产力始终是社会历史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在前工业文明时代，由于生产技术落后，社会生产力维持在一个比较低的水平，人类改造自然的物质手段相当有限。这一时期，经济因素虽然是社会发展的基础，但它推动社会发展的作用并不明显。工业革命之后，社会生产力快速发展，经济因素居于社会发展的主轴线上。特别是以生产工具为核心的劳动资料成为生产力构成中决定社会经济形态的重要因素，它至少对社会结构的变迁带来了如下影响：
首先，是社会分工的细化。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人们开始从事越来越复杂的劳动，商品也被赋予了多重价值，因而分化出不同的生产部门和专业领域。其次，是交换关系的变化。商品经济是以交换为目的的经济形式，人们为了自身生存和发展会通过商品交换的方式来处理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在资本主义社会，商品交换的观念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第三，是积累本质的变化。社会积累的实质是资本积累，它不仅是扩大再生产的源泉，而且透过资本的扩张本性成为资本家剥削工人的主要手段。最后，是分配关系的变化。在资本主义的逻辑下，分配不是以劳动量和劳动价值量为标准，而是以资本量为依据，那么掌控大部分生产资料的人就会获得更多的分配权。
如上四个方面的变化促成了近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确立，这些“生产关系总和起来就构成所谓社会关系，构成所谓社会”［７］，而社会关系的变化又进一步推动了政治结构的演进。也就是说，随着生产资料和生产力的发展，社会分工越分越细，商品关系成为社会关系的外在标志，资本家占有生产资料并完成了资本积累，底层劳动者日益成为被盘剥和被压迫的对象，从而造成了社会阶级的迅速分化，导致了两种政治力量的形成，最终演变为分别代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利益的政治形态。在霍布斯鲍姆眼中，这种社会结构的变迁，根本原因在于经济因素的律动。所以，围绕着这一社会发展的动力主轴也形成了以哲学、宗教、文化、科技等多种形式为特征的观念结构。上述这些要素的综合作用就构成社会变迁的一般机制。在这一机制的作用下，必然会存在交流、合作、冲突、对抗等多种人类交往形式，表现为各种力量的撕扯态势。如果某些要素的力量过于强大，就会造成社会结构的失衡。此情况下，如果人们只解决这些要素本身而忽视经济因素，往往于事无补；而如果适时地调整经济结构，协同经济要素和其他要素的关系，那么社会结构就会重新朝着均衡的方向发展。其中，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乃是最为典型的极端例子，它是经济结构特别是产业结构失衡的集中体现，对社会机能的正常运行有很大负面影响。从历史经验来看，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集中体现，严重时还可能引发社会危机，造成社会的萧条和混乱。以往各个国家无不是在调整经济结构的基础上，进一步改良政治举措，完善福利制度，最终实现社会结构的平衡与稳定。因此，霍布斯鲍姆特别强调“生产方式”的重要作用。在他看来，不论一种生产关系对社会的功能如何，其生产方式的结构决定着社会的性质和面貌，决定了上层建筑的范围，也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的方向和过程。由此，它构成了社会存在的物质基础，也是人们理解社会发展的动力主轴［８］。
同时，霍布斯鲍姆敏锐地察觉到，资本运作的全球化和世界市场的形成已是不争的事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在全球范围内被普遍接受，这不能不说是资本主义经济要素的殖民化和全面占领。它已成为推动社会历史处于现状而不是他境的根本原因。众所周知，近代资本主义萌芽起源于欧洲地区，一开始它只是一种地域性的现象，而今资本主义发展模式已遍及世界各地。也就是说，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影响下，“纷纷被征服、渗透、纳入、修正、调整或最终被同化成资本主义发源地的样子”［９］。自此，世界不同地区的历史被归于统一的世界历史之中，社会历史的异质化发展开始走向同质化过程。所以，社会历史的发展是“社会结构的一般模式与实际特定现象的变迁，两者间的交流与互动”［１０］。目前，由于全球化趋势的发展，以及地区间资本、商品和人口的广泛流动，世界经济体系仍然处于加速扩张的态势。
三、社会历史是系统要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霍布斯鲍姆亲眼见证了几乎整个２０世纪的社会变迁，看到了阶级、政治、科技和文化等多重要素对社会发展的综合作用，并领略了各个要素的时代变化。在他看来，对于社会历史的分析要坚持系统性原则，因为当今社会发展呈现出非线性的特征。时至今日，很多资本主义早期的发展要素已经消失，新要素还在不断滋生。同时，经济因素的力量有所减弱，而上层建筑的作用在不断增强，社会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发生变革。
结构功能主义者认为，社会历史的变迁只是其构成要素排列组合的一种形式而已，如果历史可以重演，所有的组合形式将会呈现。然而，这种静态方法犹如一个数学模具，是一种共时态而不是历时态的分析。它过分注重了社会要素结构的功能性，而没有处理好要素之间共通性和差异性的关系。在霍布斯鲍姆看来，这样的模型简单抽象而偏于理论，必然会受限于特定的历史框架。在此，尼克拉斯·卢曼（ＮｉｋｌａｓＬｕｈｍａｎｎ）发展了社会系统论思想。他认为，社会系统是可以分化的，例如多元化的现代社会可以分化为不同的功能系统，包括经济系统、政治系统、文化系统以及其他子系统，整体社会被看作是一个无中心或多中心的大系统，而这些子系统的演变都是其要素和特定环境产生联系后做出的自我选择。这样，“社会系统与其周边环境进而与世界构成一个多层次的结构体。通过系统与环境的互动，可以使环境中存在的可能性成为系统运作的组成部分，同时也使系统的产物成为环境的选择。”［１１］如此一来，卢曼一方面将过于复杂的社会系统分割成不同要素的系统单元，另一方面将系统要素的理解置于动态发展的体系内。霍布斯鲍姆也深刻认识到，社会系统是由几个规模不同的繁复单元混合互动而成的事物，比较系统之间的内在组成并没有什么特殊意义；而摸清不同子系统或要素之间的外在关系，则是理解社会发展接续性及其变迁机制的关键所在。
首先，霍布斯鲍姆把阶级看作一个有层次的社会子系统。他主张把阶级关系与社会环境及相关问题结合起来，通过阶级冲突的历史变化来研究社会变迁。在众多的历史合力中，阶级冲突是社会变迁要素的重要一环。在一个社会系统中，生产关系是其主要成分，它蕴含着社会变革的动力，而阶级冲突就是其中的一种内在矛盾。我们知道，人类依靠劳动、心智和掌握的物质手段与自然发生联系，从而逐步从自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进而增强控制自然的能力。这个过程，也是人类生产关系由简单到复杂的转变过程，更是整体人类社会由低级到高级的进化过程。人类社会这种进阶的特质，根源就是生产关系的变化；而社会历史的进阶方向，则在于生产关系变化的产物———阶级。于是，自古以来这种阶级构成的变化成为社会变迁的动力，这是历史后一阶段区分于前一阶段的重要要素。霍布斯鲍姆强调，当一种社会结构无法维持自身的稳定时，就会发生解体；而当社会结构再次重建时，它一定会有某些新的成分在其中产生，否则将会再次坍塌。［１２］从长远的观点来看，社会变迁的动力主要来自于社会内部的矛盾。如果没有阶级生成和阶级冲突，社会历史的变迁就只能是一种周期性运动，谈不上质的变化。另外，根据世界形势的变化，霍布斯鲍姆也谈到了阶级关系的新特点。他认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并没有出现明显的消亡迹象，这固然与资本主义制度顽强的“造血”功能有关，但也与无产阶级阶级成分的变化和阶级意识的淡漠密切相关。当今，无产阶级的边界日益模糊，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冲突也趋于缓和。但是，“不论是否以政治意识形态为基础，阶级斗争依然继续存在”［１３］，甚至在一定条件下还会激化。
其次，相较于“英雄史观”，霍布斯鲍姆抒写穷苦人的社会运动史，充分肯定了底层劳动人民的历史作用。他赞同马克思的观点，不论人类社会处于哪个发展阶段，历史发展的潜在规律都不是个人所能决定的，千千万万的民众才是社会变迁的根本力量。霍布斯鲍姆主要是通过对无产阶级政治力量的阐述，来说明其对于社会变迁的历史作用。他认为，政治力量是推动社会历史发展的关键因素，谁成为或者掌握了政治力量，谁就具有了推动社会变迁的能力。“在阶级社会里，社会演进必定是政治革命，无产阶级的关键作用是通过政治选择、决定和意识来组织行动。”［１４］，作为“底层群众阶级力量质的飞跃”［１５］———社会主义政治力量的出现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十月革命的胜利和苏联的诞生，是无产阶级推动人类历史进程的一座卓越丰碑。从此，社会主义演变为一种具有世界范围和国际意义的社会秩序，人类社会也有了可供选择的发展方向。而在后资本主义时代，全球性的政治力量由“相对较少的一些拥有强大的经济或军事实力的国家所组成”［１６］，以至社会变迁的过程深深地被强权政治所影响，世界历史体系“当今遭遇的最大障碍是政治和权力”［１７］，统一的全球化或一体化的前景不甚明朗。
再次，霍布斯鲍姆认为科技也是推动社会进步的一个关键要素。纵观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生产力水平的提高通常表现为科学技术的发展，科技发展的水平已成为衡量社会进步的尺度。特别是近代以来，“科学领域的革命促成了在了解和掌握自然方面巨大惊人的无穷进步，改变了整个世界”［１８］。可以说，科学技术以其认识功能、生产力功能和社会变革功能，加速了社会历史发展的进度，使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都发生了深刻变化。所以，在霍布斯鲍姆看来，科学技术蕴藏在现代工业文明的发展脉络中，并且日益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主要力量。他从两个方面的历史事实来说明科学技术对于社会变迁的作用：一是以机器大生产为标志的近代工业体系为起点，技术的不断进步直接解放了人的双手，“人的本质得以实现，技术的未来就是人和社会的未来”［１９］；二是各种具有科学特质的学科门类全面发展，例如数学、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等领域的突破，进一步提升了人们的认知能力。据此，英国工业革命成为世界历史的转折点，以“珍妮纺纱机”为代表的纺织业的兴起和蒸汽机的改进与运用，标志着技术充当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指向标。这种变化的实质是以复杂机器为表征的新技术瓦解了人类旧有的生产方式，促成了人类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的近代转变。它的实体形态和全球影响，至今“仍主宰着我们的自然风景和都市面貌”［２０］。同时，科学研究的社会效用使“科学”成为社会发展中的主导产业。霍布斯鲍姆从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讲到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在一百多年的人类历史中，科学的成果超越了过去经验的总和，人类逐渐突破既有主观意识的瓶颈，加深了对世界本来面目的认知。因此，霍布斯鲍姆将科技史置于社会发展史的视域中，认定社会历史的发展就是一部以科技发展史为标本的宏篇巨著。
最后，霍布斯鲍姆特别关注文化的社会意义和当代价值。文化作为一种历史的积淀和社会意识的潜流，渗入社会心理的深层，是人们一生下来就濡染其间的精神家园。因此，它同人们的生活方式、思维模式、道德情操、审美情趣、处世态度以及风俗习惯息息相关。霍布斯鲍姆认为，不同民族、不同社会形态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类型和符号世界，对生活其中的人们产生同化作用，进而化作维系社会、民族的巨大力量。２０世纪，美国最先形成一种通俗文化，它摧毁了精英与大众间的文化壁垒，使普通民众也有机会从日常生活中获取文化产品和文化体验，平民的文化需求得以不断满足。这种大众性的文化意味着文化系统的通俗化、平民化和经济化，由此经典文化、高雅艺术失去了神秘的面纱而走向衰落，人类历史呈现出一种迈向消费社会的陷阱之路。不过展望２１世纪，霍布斯鲍姆并不赞同以西方为主导的文化模式是不同社会文化的唯一归宿，未来世界是“一个文化混同共存的多种多样的世界，甚至也许能带来一个调和的世界。”［２１］他指出，跨地区的移民和交流是主要原因：一方面它削弱了统治性文化的地位，特别是“统治性文化由于识字的普及正在失去其对于公共书面文字的垄断”［２２］；另一方面这些人两种文化兼而有之，并且希望最终融入到迁移地的主导文化中。时至今日，世界范围内的人口流动和频繁交往，使人们对异域文化持有一种开放包容的态度，甚至主动吸纳和学习。这种文化上的非对称性是今天乃至未来多元文化社会的根本保障。［２３］
根据社会系统理论，我们首先从宏观视角来看，社会变迁绝不是某一要素单独作用的结果，而实际结果却总是从许多要素的耦合中产生出来的。“这意味着受特定社会规范的约束，社会结构中各个存在要素的相互关联和相互作用具有耦合效应，一般的社会冲突并不能起到颠覆性的作用。”［２４］也就是说，社会系统中的多种要素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综合产生一个总的合力。再从微观的子系统来看，各个要素具有层次上的差异性和侧重点，某一要素有可能发挥引领系统全局方向的主导作用。所以，在对系统要素的分析中，霍布斯鲍姆一贯坚持全面分析和重点论证相结合的研究思路，尽可能地还原要素之间的真实联系。比如，他在分析一种经济模式时，总是与对应的制度和文化相联系，甚至还包括了“某些人类共同体或家族组织的基本类型”［２５］。这说明，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或物质生产，不能游离于社会制度和文化之外。再如，他在对日益全球化的“大众文化”进行批判时，看到了文化“依赖于史无前例的技术革命，尤其是通信技术和复制技术，并且被这种革命所改变”［２６］。如果没有电影、电视、全球化的通信技术，就不可能有当今世界的文化巨变。他还谈到，科技与经济、科技与政治的联动也是普遍存在的。科学技术作为“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直接影响着人类的生产、生活和社会关系的变迁。近代以来，社会面貌之所以发生根本性变化，与政治力量采取强力意志推动科学技术的发展密切相关。从二战期间德国政府投入大量人力物力来研究科学技术，到后来冷战时期美苏之间的军备竞赛，无不是政治和科技结合的产物。这些要素以不同方式结合，形成功能不同的复合系统，深刻地影响、甚至改变着社会历史的进程。
四、结语
总之，霍布斯鲍姆穷尽一生，以一位马克思主义者的热忱对近代以来特别是２０世纪的社会历史进行了深入持久的剖析，为世人再现了社会历史内在结构的耦合机制。他善于从社会历史的变迁中汲取营养，通过经验事实和理性思维的结合，揭示了人类社会系统的要素构成和结构特征；同时坚持系统分析和重点论证相结合的研究思路，阐释了不同要素“在一个社会为什么以这种方式结合就能产生一种历史发展的动力，而以那种方式结合则不能产生这种动力”［２７］的原因。霍布斯鲍姆的这种研究方法、思想特质和理论成果，不仅发展了社会历史哲学的系统思想，也为我们更好地理解和解释未来社会提供了一些有益的基因密码。
参考文献
［１］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４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２：６０５６０６．
［２］［３］［６］［９］［１０］［２５］［英］艾瑞克·霍布斯鲍姆．论历史［Ｍ］．
黄煜文，译．北京：中信出版社，２０１５：１７，４２，６３，１８４，１２５，１２４．
［４］［５］［８］［１２］［英］艾瑞克·霍布斯鲍姆．史学家———历史神话的终结者［Ｍ］．马俊亚，郭英剑，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２：３５；３５；１９０；１７６．
［７］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１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２：３４０．
［１１］丁东红．卢曼和他的“社会系统理论”［Ｊ］．世界哲学，２００５（５）：３７．
［１３］［英］艾瑞克·霍布斯鲍姆．如何改变世界：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传奇［Ｍ］．吕增奎，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２０１４：３８１．
［１４］［１５］［１７］乔瑞金等．英国的新马克思主义［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３：８７，１０２，１０１．
［１６］［英］艾瑞克·霍布斯鲍姆．国家与全球化［Ｊ］．邓浩，陈威，译．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１９９９（８）：３６．
［１８］［２１］［２２］［２３］［２６］［英］艾瑞克·霍布斯鲍姆．断裂的年代：２０世纪的文化与社会［Ｍ］．林华，译．北京：中信出版社，２０１４：１６８，２５，２６，２７，９．
［１９］乔瑞金，曹伟伟．霍布斯鲍姆的技术批判思想探析［Ｊ］．科学技术哲学研究，２０１３（２）：７４ ７５．
［２０］［英］艾瑞克·霍布斯鲍姆．帝国的年代［Ｍ］．贾士蘅，译．北京：中信出版社，２０１４：９．
［２４］邢媛．文化认同的哲学论纲［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８：１７４．
［２７］［英］艾瑞克·霍布斯鲍姆，［意］安东尼奥·波立陶．霍布斯鲍姆：新千年访谈录［Ｍ］．殷雄，田培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２００１：９．
关键词：艾瑞克·霍布斯鲍姆；社会历史思想；系统分析；合力；机制
英国著名历史学家艾瑞克·霍布斯鲍姆（ＥｒｉｃＨｏｂｓｂａｗｍ，１９１７－２０１２）认为，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既有普适性规律的一面，又有自身的逻辑特征。这就是说，与自然界的演进一样，人类社会历史遵循的是一种内含矛盾变化，进而革新突破的过程。同时，社会历史的发展贯穿人类以往经验与理性，是与其包裹在外的经济、政治、科技、文化等要素相统一的有机变化过程。但不论基于哪种属性，社会历史总是处于其构成要素的整体系统之中。在这个系统中，推动社会历史进步的不是某些要素的简单相加，而是系统全部要素和结构关系融合后产生“化学反应”的结果。所以，若想防止“独断论”，正确把握社会历史的发展脉络，就必须对处于系统关系中的要素作整体性的探究。据此，霍布斯鲍姆为我们描绘了人类在物质和思想等领域由简易到复杂的演化发展过程，并展示了其社会历史思想的系统特征。
一、历史经验是解释社会变迁机制的基础
1890年，恩格斯在给布洛赫的一封信中明确指出，社会历史的发展机制不是个人意志的产物，而是多种要素共同作用的后果；各个要素融入一个庞大而复杂的系统，构成了推动历史发展的合力。［１］这些要素摒除人们的主观臆想，具有现实的物质基础。它们可以是经济因素、政治因素或者科技因素，现有的社会结构就是在这些要素的综合作用下形成的。霍布斯鲍姆扩大了这一系统要素的范围，譬如家庭、民族、文化、习俗、传统仪式和符号象征，以及不同地区民众所处的地理环境、气候、资源和社会风貌等，都可以作为推动社会历史发展而又值得分析的要素。然而，若想捕捉这些要素并准确地解释它们之间的关系，就必须回溯历史，从历史经验中寻找答案：“过去乃是永久存在于人类意识中的一个方面，也是人类社会中，无论是制度、价值或是其他行为模式所不可或缺的一部分。”［２］
霍布斯鲍姆认为，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人类社会的面貌正在发生剧烈变化。在这种情况下，重视历史经验就显得尤为重要。这是因为，现实的社会结构作为特定时期内的一种定型的存在，是从人类以往的社会历史经验中发展而来的，即“过去是现在与未来的模范”［３］。我们每个人都历史地处于所属的家庭、民族、社群以及各种环境之中，它们构成了社会发展的要素，以此告诉我们当代社会发生的事情。而对过去历史要素进行分析时，不仅可以找到当下社会发展的土壤，还可以为过去的历史注入新的活力。显然，霍布斯鲍姆秉承了一种动态发展的分析理念，是一种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分析方法，即把过去的经验事实变为具有普遍意义的现实指导。在他看来，如果对于现有社会结构的历史分析不能得出普遍性的结论，那么对于这种历史经验的追寻就没有意义。同时，重视历史经验的基础性作用，绝不是奉行简单生硬的“历史决定论”，也不一定要从某个历史事件中得出一个必然的结论。然而，倘若人们要想知道———为什么人类会处于现在的社会系统中，那么从历史经验中寻找素材和原因是最可靠的方式。在浩如烟海的历史经验中，如何挖掘出真实且具有实际价值的要素至关重要，它们能帮助人们梳理社会历史变迁的类型和机制，最大限度地还原人类社会历史的转变形态。由此，人们才能更为精准地拟定行动计划，解决当代社会存在的实际问题。
需要注意的是，人们通常希望从历史经验中找到规律性的东西，以此来预测和规划未来，结果却往往遭到失败。霍布斯鲍姆指出，历史经验是人们参与社会实践的前提，也是人们理解自身过去、现在和未来趋势的桥梁。但是，它的首要功能是去解释而不是预判。由于主体认知能力和经验水平的有限性，人们对社会系统要素的把握和分析未必都是正确的。所以，在众多的历史事件中，筛选出具有潜在因果关系的要素，尤其能揭示近期“急剧变快、变广的人类社会的变迁”［４］，继而与当代社会建立最紧密的联系，才是分析社会历史脉络的正确路径。他认为，社会历史的变迁，虽然不能说后来的就一定比过去的好，但从全球范围来看，包括社会生产力、人口数量以及科学技术都有了长足的发展，这不得不说是人类的一种进步。［５］因此，分析人类社会系统的要素及其变化过程，就会得出一个符合社会实际的具有普遍性的结论；而对于某一范围内的具体事件要做出历史定论，就不能光从共通不变的系统要素去解释某种变迁现象，否则可能会得到与事实截然相反的谬论。霍布斯鲍姆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尽可能掌握大量而又详实的材料，区分相似却又不同的要素何以导致特定的社会历史状况。或者说，他遵循了普遍性寓于特殊性之中的思维方法。
现在，人们之所以能够理解包括社会系统、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等复杂而抽象的存在物，无不是在历史视野中借助于历史经验去分析社会要素的结果。然而，任何一种科学方法，它对于人类认识的意义都不仅仅在于“解释世界”，更在于“改变世界”。如果在对构成社会历史的系统要素进行聚焦式的解剖后，仍然无法得出有关指导未来社会的知识，那么这种分析的力度和意义将大打折扣。霍布斯鲍姆认为，对于社会历史的分析是一个系统化的思维过程，并且是非常必要的。这是由于连接过去和未来的社会历史是一个连续不断的链条，它不是将历史节点的条件和事件绑在一起的静态事物。“人类社会的结构、进程，以及再造、变迁和转变的机制有其系统，能限制事物发生的数量，决定哪些事物会发生，并对于其余的事物赋予或高或低的发生概率。”［６］所以，人们在对社会历史做系统分析时，可以找到关乎现实与未来的解释方案。尽管这种预测的结果并不一定正确，但它为社会发展提供了多种可能性。人们要做的并不是要发现一种确定性的道路，而是要在多种可能的选择中找到较好的应对办法。
此外，社会系统及其要素作为变量而存在，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可预测的，它已超出了人们的认知能力和范围，而且人的主观意识或偏见有可能将分析的结论带入歧途。因此，对社会历史的分析必须基于正确而精准的经验，没有历史经验，预见未来或改变世界注定是会失败的。霍布斯鲍姆强调，对于社会历史的预测，必须关注社会变迁的复杂性与系统整体性，注意划定要素分析的范围与限制，以界定最为严密的问题作为导向，实现对社会趋势而不是社会事件的长期预测。这样，人们对社会历史的认知能够更接近其原本样貌，人类改造世界的活动才会有成功的可能。所以，历史经验为人类认识社会提供了基础，以此为向导可实现对社会发展趋势的判断。
二、经济因素是社会系统发展的动力主轴
19世纪中叶以来，唯物主义历史观逐渐替代了唯心主义历史观，人们把经济因素置于推动社会历史发展的核心地位。特别是进入垄断资本主义时期，人类的物质生产手段和生产能力都有质的飞跃，社会的物质财富大幅度增加，可以说资本主义的全面发展直观地表现为经济因素的胜利。而政治、文化、宗教等作为社会的上层建筑，是人类主观意识的衍生品，表现为各种社会意识形态。如果将上层要素作为社会经济发展的引擎，以解释它们对于经济因素的基础作用，从而说明经济只是上述因素的社会表象，就不可能从逻辑和事实中得出令人信服的论证。反之，通过寻觅历史的蛛丝马迹，就会发现经济因素贯穿于社会政治、文化和历史的始终，各种社会意识形态只是经济利益关系的延伸，围绕这一基本点窥探各要素之间的互动关系，才是一种行之有效的分析途径。霍布斯鲍姆指出，在分析社会结构的现状与变迁时，特别是在政治制度、阶级利益和人的活动中，可以明显地找出经济的痕迹，其他要素都不能脱离它而独立存在。因此，对于人类社会历史的研究，其分析的基础必然是经济因素，这本身也是一种历史的选择。
在人类历史的漫长岁月中，社会生产力始终是社会历史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在前工业文明时代，由于生产技术落后，社会生产力维持在一个比较低的水平，人类改造自然的物质手段相当有限。这一时期，经济因素虽然是社会发展的基础，但它推动社会发展的作用并不明显。工业革命之后，社会生产力快速发展，经济因素居于社会发展的主轴线上。特别是以生产工具为核心的劳动资料成为生产力构成中决定社会经济形态的重要因素，它至少对社会结构的变迁带来了如下影响：
首先，是社会分工的细化。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人们开始从事越来越复杂的劳动，商品也被赋予了多重价值，因而分化出不同的生产部门和专业领域。其次，是交换关系的变化。商品经济是以交换为目的的经济形式，人们为了自身生存和发展会通过商品交换的方式来处理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在资本主义社会，商品交换的观念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第三，是积累本质的变化。社会积累的实质是资本积累，它不仅是扩大再生产的源泉，而且透过资本的扩张本性成为资本家剥削工人的主要手段。最后，是分配关系的变化。在资本主义的逻辑下，分配不是以劳动量和劳动价值量为标准，而是以资本量为依据，那么掌控大部分生产资料的人就会获得更多的分配权。
如上四个方面的变化促成了近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确立，这些“生产关系总和起来就构成所谓社会关系，构成所谓社会”［７］，而社会关系的变化又进一步推动了政治结构的演进。也就是说，随着生产资料和生产力的发展，社会分工越分越细，商品关系成为社会关系的外在标志，资本家占有生产资料并完成了资本积累，底层劳动者日益成为被盘剥和被压迫的对象，从而造成了社会阶级的迅速分化，导致了两种政治力量的形成，最终演变为分别代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利益的政治形态。在霍布斯鲍姆眼中，这种社会结构的变迁，根本原因在于经济因素的律动。所以，围绕着这一社会发展的动力主轴也形成了以哲学、宗教、文化、科技等多种形式为特征的观念结构。上述这些要素的综合作用就构成社会变迁的一般机制。在这一机制的作用下，必然会存在交流、合作、冲突、对抗等多种人类交往形式，表现为各种力量的撕扯态势。如果某些要素的力量过于强大，就会造成社会结构的失衡。此情况下，如果人们只解决这些要素本身而忽视经济因素，往往于事无补；而如果适时地调整经济结构，协同经济要素和其他要素的关系，那么社会结构就会重新朝着均衡的方向发展。其中，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乃是最为典型的极端例子，它是经济结构特别是产业结构失衡的集中体现，对社会机能的正常运行有很大负面影响。从历史经验来看，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集中体现，严重时还可能引发社会危机，造成社会的萧条和混乱。以往各个国家无不是在调整经济结构的基础上，进一步改良政治举措，完善福利制度，最终实现社会结构的平衡与稳定。因此，霍布斯鲍姆特别强调“生产方式”的重要作用。在他看来，不论一种生产关系对社会的功能如何，其生产方式的结构决定着社会的性质和面貌，决定了上层建筑的范围，也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的方向和过程。由此，它构成了社会存在的物质基础，也是人们理解社会发展的动力主轴［８］。
同时，霍布斯鲍姆敏锐地察觉到，资本运作的全球化和世界市场的形成已是不争的事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在全球范围内被普遍接受，这不能不说是资本主义经济要素的殖民化和全面占领。它已成为推动社会历史处于现状而不是他境的根本原因。众所周知，近代资本主义萌芽起源于欧洲地区，一开始它只是一种地域性的现象，而今资本主义发展模式已遍及世界各地。也就是说，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影响下，“纷纷被征服、渗透、纳入、修正、调整或最终被同化成资本主义发源地的样子”［９］。自此，世界不同地区的历史被归于统一的世界历史之中，社会历史的异质化发展开始走向同质化过程。所以，社会历史的发展是“社会结构的一般模式与实际特定现象的变迁，两者间的交流与互动”［１０］。目前，由于全球化趋势的发展，以及地区间资本、商品和人口的广泛流动，世界经济体系仍然处于加速扩张的态势。
三、社会历史是系统要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霍布斯鲍姆亲眼见证了几乎整个２０世纪的社会变迁，看到了阶级、政治、科技和文化等多重要素对社会发展的综合作用，并领略了各个要素的时代变化。在他看来，对于社会历史的分析要坚持系统性原则，因为当今社会发展呈现出非线性的特征。时至今日，很多资本主义早期的发展要素已经消失，新要素还在不断滋生。同时，经济因素的力量有所减弱，而上层建筑的作用在不断增强，社会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发生变革。
结构功能主义者认为，社会历史的变迁只是其构成要素排列组合的一种形式而已，如果历史可以重演，所有的组合形式将会呈现。然而，这种静态方法犹如一个数学模具，是一种共时态而不是历时态的分析。它过分注重了社会要素结构的功能性，而没有处理好要素之间共通性和差异性的关系。在霍布斯鲍姆看来，这样的模型简单抽象而偏于理论，必然会受限于特定的历史框架。在此，尼克拉斯·卢曼（ＮｉｋｌａｓＬｕｈｍａｎｎ）发展了社会系统论思想。他认为，社会系统是可以分化的，例如多元化的现代社会可以分化为不同的功能系统，包括经济系统、政治系统、文化系统以及其他子系统，整体社会被看作是一个无中心或多中心的大系统，而这些子系统的演变都是其要素和特定环境产生联系后做出的自我选择。这样，“社会系统与其周边环境进而与世界构成一个多层次的结构体。通过系统与环境的互动，可以使环境中存在的可能性成为系统运作的组成部分，同时也使系统的产物成为环境的选择。”［１１］如此一来，卢曼一方面将过于复杂的社会系统分割成不同要素的系统单元，另一方面将系统要素的理解置于动态发展的体系内。霍布斯鲍姆也深刻认识到，社会系统是由几个规模不同的繁复单元混合互动而成的事物，比较系统之间的内在组成并没有什么特殊意义；而摸清不同子系统或要素之间的外在关系，则是理解社会发展接续性及其变迁机制的关键所在。
首先，霍布斯鲍姆把阶级看作一个有层次的社会子系统。他主张把阶级关系与社会环境及相关问题结合起来，通过阶级冲突的历史变化来研究社会变迁。在众多的历史合力中，阶级冲突是社会变迁要素的重要一环。在一个社会系统中，生产关系是其主要成分，它蕴含着社会变革的动力，而阶级冲突就是其中的一种内在矛盾。我们知道，人类依靠劳动、心智和掌握的物质手段与自然发生联系，从而逐步从自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进而增强控制自然的能力。这个过程，也是人类生产关系由简单到复杂的转变过程，更是整体人类社会由低级到高级的进化过程。人类社会这种进阶的特质，根源就是生产关系的变化；而社会历史的进阶方向，则在于生产关系变化的产物———阶级。于是，自古以来这种阶级构成的变化成为社会变迁的动力，这是历史后一阶段区分于前一阶段的重要要素。霍布斯鲍姆强调，当一种社会结构无法维持自身的稳定时，就会发生解体；而当社会结构再次重建时，它一定会有某些新的成分在其中产生，否则将会再次坍塌。［１２］从长远的观点来看，社会变迁的动力主要来自于社会内部的矛盾。如果没有阶级生成和阶级冲突，社会历史的变迁就只能是一种周期性运动，谈不上质的变化。另外，根据世界形势的变化，霍布斯鲍姆也谈到了阶级关系的新特点。他认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并没有出现明显的消亡迹象，这固然与资本主义制度顽强的“造血”功能有关，但也与无产阶级阶级成分的变化和阶级意识的淡漠密切相关。当今，无产阶级的边界日益模糊，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冲突也趋于缓和。但是，“不论是否以政治意识形态为基础，阶级斗争依然继续存在”［１３］，甚至在一定条件下还会激化。
其次，相较于“英雄史观”，霍布斯鲍姆抒写穷苦人的社会运动史，充分肯定了底层劳动人民的历史作用。他赞同马克思的观点，不论人类社会处于哪个发展阶段，历史发展的潜在规律都不是个人所能决定的，千千万万的民众才是社会变迁的根本力量。霍布斯鲍姆主要是通过对无产阶级政治力量的阐述，来说明其对于社会变迁的历史作用。他认为，政治力量是推动社会历史发展的关键因素，谁成为或者掌握了政治力量，谁就具有了推动社会变迁的能力。“在阶级社会里，社会演进必定是政治革命，无产阶级的关键作用是通过政治选择、决定和意识来组织行动。”［１４］，作为“底层群众阶级力量质的飞跃”［１５］———社会主义政治力量的出现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十月革命的胜利和苏联的诞生，是无产阶级推动人类历史进程的一座卓越丰碑。从此，社会主义演变为一种具有世界范围和国际意义的社会秩序，人类社会也有了可供选择的发展方向。而在后资本主义时代，全球性的政治力量由“相对较少的一些拥有强大的经济或军事实力的国家所组成”［１６］，以至社会变迁的过程深深地被强权政治所影响，世界历史体系“当今遭遇的最大障碍是政治和权力”［１７］，统一的全球化或一体化的前景不甚明朗。
再次，霍布斯鲍姆认为科技也是推动社会进步的一个关键要素。纵观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生产力水平的提高通常表现为科学技术的发展，科技发展的水平已成为衡量社会进步的尺度。特别是近代以来，“科学领域的革命促成了在了解和掌握自然方面巨大惊人的无穷进步，改变了整个世界”［１８］。可以说，科学技术以其认识功能、生产力功能和社会变革功能，加速了社会历史发展的进度，使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都发生了深刻变化。所以，在霍布斯鲍姆看来，科学技术蕴藏在现代工业文明的发展脉络中，并且日益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主要力量。他从两个方面的历史事实来说明科学技术对于社会变迁的作用：一是以机器大生产为标志的近代工业体系为起点，技术的不断进步直接解放了人的双手，“人的本质得以实现，技术的未来就是人和社会的未来”［１９］；二是各种具有科学特质的学科门类全面发展，例如数学、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等领域的突破，进一步提升了人们的认知能力。据此，英国工业革命成为世界历史的转折点，以“珍妮纺纱机”为代表的纺织业的兴起和蒸汽机的改进与运用，标志着技术充当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指向标。这种变化的实质是以复杂机器为表征的新技术瓦解了人类旧有的生产方式，促成了人类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的近代转变。它的实体形态和全球影响，至今“仍主宰着我们的自然风景和都市面貌”［２０］。同时，科学研究的社会效用使“科学”成为社会发展中的主导产业。霍布斯鲍姆从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讲到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在一百多年的人类历史中，科学的成果超越了过去经验的总和，人类逐渐突破既有主观意识的瓶颈，加深了对世界本来面目的认知。因此，霍布斯鲍姆将科技史置于社会发展史的视域中，认定社会历史的发展就是一部以科技发展史为标本的宏篇巨著。
最后，霍布斯鲍姆特别关注文化的社会意义和当代价值。文化作为一种历史的积淀和社会意识的潜流，渗入社会心理的深层，是人们一生下来就濡染其间的精神家园。因此，它同人们的生活方式、思维模式、道德情操、审美情趣、处世态度以及风俗习惯息息相关。霍布斯鲍姆认为，不同民族、不同社会形态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类型和符号世界，对生活其中的人们产生同化作用，进而化作维系社会、民族的巨大力量。２０世纪，美国最先形成一种通俗文化，它摧毁了精英与大众间的文化壁垒，使普通民众也有机会从日常生活中获取文化产品和文化体验，平民的文化需求得以不断满足。这种大众性的文化意味着文化系统的通俗化、平民化和经济化，由此经典文化、高雅艺术失去了神秘的面纱而走向衰落，人类历史呈现出一种迈向消费社会的陷阱之路。不过展望２１世纪，霍布斯鲍姆并不赞同以西方为主导的文化模式是不同社会文化的唯一归宿，未来世界是“一个文化混同共存的多种多样的世界，甚至也许能带来一个调和的世界。”［２１］他指出，跨地区的移民和交流是主要原因：一方面它削弱了统治性文化的地位，特别是“统治性文化由于识字的普及正在失去其对于公共书面文字的垄断”［２２］；另一方面这些人两种文化兼而有之，并且希望最终融入到迁移地的主导文化中。时至今日，世界范围内的人口流动和频繁交往，使人们对异域文化持有一种开放包容的态度，甚至主动吸纳和学习。这种文化上的非对称性是今天乃至未来多元文化社会的根本保障。［２３］
根据社会系统理论，我们首先从宏观视角来看，社会变迁绝不是某一要素单独作用的结果，而实际结果却总是从许多要素的耦合中产生出来的。“这意味着受特定社会规范的约束，社会结构中各个存在要素的相互关联和相互作用具有耦合效应，一般的社会冲突并不能起到颠覆性的作用。”［２４］也就是说，社会系统中的多种要素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综合产生一个总的合力。再从微观的子系统来看，各个要素具有层次上的差异性和侧重点，某一要素有可能发挥引领系统全局方向的主导作用。所以，在对系统要素的分析中，霍布斯鲍姆一贯坚持全面分析和重点论证相结合的研究思路，尽可能地还原要素之间的真实联系。比如，他在分析一种经济模式时，总是与对应的制度和文化相联系，甚至还包括了“某些人类共同体或家族组织的基本类型”［２５］。这说明，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或物质生产，不能游离于社会制度和文化之外。再如，他在对日益全球化的“大众文化”进行批判时，看到了文化“依赖于史无前例的技术革命，尤其是通信技术和复制技术，并且被这种革命所改变”［２６］。如果没有电影、电视、全球化的通信技术，就不可能有当今世界的文化巨变。他还谈到，科技与经济、科技与政治的联动也是普遍存在的。科学技术作为“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直接影响着人类的生产、生活和社会关系的变迁。近代以来，社会面貌之所以发生根本性变化，与政治力量采取强力意志推动科学技术的发展密切相关。从二战期间德国政府投入大量人力物力来研究科学技术，到后来冷战时期美苏之间的军备竞赛，无不是政治和科技结合的产物。这些要素以不同方式结合，形成功能不同的复合系统，深刻地影响、甚至改变着社会历史的进程。
四、结语
总之，霍布斯鲍姆穷尽一生，以一位马克思主义者的热忱对近代以来特别是２０世纪的社会历史进行了深入持久的剖析，为世人再现了社会历史内在结构的耦合机制。他善于从社会历史的变迁中汲取营养，通过经验事实和理性思维的结合，揭示了人类社会系统的要素构成和结构特征；同时坚持系统分析和重点论证相结合的研究思路，阐释了不同要素“在一个社会为什么以这种方式结合就能产生一种历史发展的动力，而以那种方式结合则不能产生这种动力”［２７］的原因。霍布斯鲍姆的这种研究方法、思想特质和理论成果，不仅发展了社会历史哲学的系统思想，也为我们更好地理解和解释未来社会提供了一些有益的基因密码。
参考文献
［１］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４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２：６０５６０６．
［２］［３］［６］［９］［１０］［２５］［英］艾瑞克·霍布斯鲍姆．论历史［Ｍ］．
黄煜文，译．北京：中信出版社，２０１５：１７，４２，６３，１８４，１２５，１２４．
［４］［５］［８］［１２］［英］艾瑞克·霍布斯鲍姆．史学家———历史神话的终结者［Ｍ］．马俊亚，郭英剑，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２：３５；３５；１９０；１７６．
［７］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１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２：３４０．
［１１］丁东红．卢曼和他的“社会系统理论”［Ｊ］．世界哲学，２００５（５）：３７．
［１３］［英］艾瑞克·霍布斯鲍姆．如何改变世界：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传奇［Ｍ］．吕增奎，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２０１４：３８１．
［１４］［１５］［１７］乔瑞金等．英国的新马克思主义［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３：８７，１０２，１０１．
［１６］［英］艾瑞克·霍布斯鲍姆．国家与全球化［Ｊ］．邓浩，陈威，译．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１９９９（８）：３６．
［１８］［２１］［２２］［２３］［２６］［英］艾瑞克·霍布斯鲍姆．断裂的年代：２０世纪的文化与社会［Ｍ］．林华，译．北京：中信出版社，２０１４：１６８，２５，２６，２７，９．
［１９］乔瑞金，曹伟伟．霍布斯鲍姆的技术批判思想探析［Ｊ］．科学技术哲学研究，２０１３（２）：７４ ７５．
［２０］［英］艾瑞克·霍布斯鲍姆．帝国的年代［Ｍ］．贾士蘅，译．北京：中信出版社，２０１４：９．
［２４］邢媛．文化认同的哲学论纲［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８：１７４．
［２７］［英］艾瑞克·霍布斯鲍姆，［意］安东尼奥·波立陶．霍布斯鲍姆：新千年访谈录［Ｍ］．殷雄，田培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２００１：９．
相关热词搜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