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高等教育竞争力测评结果，本研究继而运用灰色关联分析法，将影响高等教育竞争力的关联性因素与高等教育竞争力的四个子项进行关联分析，以探寻高等教育发展背景因素、资源投入因素与运行过程因素及其包含的各个指标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高等教育竞争力因子的影响程度。

（一）高等教育论文发表竞争力各影响因素总体关联度

       影响高等教育论文发表竞争力的因素包括高等教育发展背景、资源投入与运行过程三大维度。基于数据可获得和学者观点，本研究确定了影响高等教育竞争力水平的１５个因素。在经过对原始数据的无量纲化处理、计算指标体系的关联系数、计算灰色关联度并进行大小排列，最终得出各影响因素对科研创新、人才培养、社会服务和国际合作四个子项的重要性程度。之后，采用Ｐｅａｒｓｏｎ相关性分析，揭示各影响因素与四个子项间的正、负相关性及其密切程度。最后，综合关联度排序与相关系数统计得出影响高等教育竞争力的主要因素。表1为各影响因素与四个子项的关联度和相关系数结果。

       从表1可知，各影响因素的关联度基本超过０．６，说明本研究选取的高等教育竞争力影响因素指标与高等教育论文发表竞争力各子项间均有一定程度的关联性。在使用ＳＰＳＳ统计软件对１５个影响因素进行Ｐｅａｒｓｏｎ相关分析后发现，各影响因素与高等教育竞争力四个子项间有４２处存在显著相关，占比达７０％。另有部分相关系数大于０．８，存在高度相关，说明本研究选取的高等教育国际竞争力影响因素具有较强说服力。

（二）影响科研创新因子的因素与关联度

       由表1可知，在影响科研创新因子的因素中，关联度大小排序为：ｒ９＞ｒ８＞ｒ３＞ｒ４＞ｒ５＞ｒ２＞ｒ１２＞ｒ１５＞ｒ１４＞ｒ１＞ｒ６＞ｒ７＞ｒ１０＞ｒ１１＞ｒ１３，其中呈现显著相关的影响因素指标有Ｘ１、Ｘ３、Ｘ４、Ｘ８、Ｘ９和Ｘ１５，与关联度排序具有一定相似性。可见，高等教育论文发表科研创新能力的主要影响因素有科研经费投入（Ｘ８、Ｘ９）和高等教育经费总投入规模（Ｘ３、Ｘ４）。

       具体从科研经费投入比例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高校科研经费占该国总经费比例的平均值为３４．３％，位于高等教育科研创新因子排名中上游的国家，如俄罗斯（９５．１６％）、立陶宛（７９．７５％）、爱沙尼亚（７３．９５％）、塞浦路斯（６５．９１％）、斯洛伐克（５１．１９％）、希腊（４８．４７％）等国高校科研经费投入均明显超过平均值；沿线国家总体研发经费占ＧＤＰ比例的均值为０．８３％，中国（２．１５％）、新加坡（２．１７％）、以色列（４．５４％）、波兰（１．０３％）等科研创新竞争力强国的总体经费占比也位于沿线国家前列。从教育投入规模来看，沿线国家高等教育经费支出在政府总支出以及ＧＤＰ中占比的平均值分别为２．５８％和０．７５％，位列科研创新排行前３０％的新加坡（５．２７％、０．８２％）、印度（４．０１％、１．１％）、伊朗（５．９７％、１．１２％）、马来西亚（４．２１％、０．９７％）等国的高等教育经费投入规模也同样超越了大部分沿线国家。

（三）影响人才培养因子的因素与关联度

       由表1可知，在影响人才培养因子的因素中，关联度排序为：ｒ５＞ｒ２＞ｒ１０＞ｒ４＞ｒ８＞ｒ３＞ｒ９＞ｒ１５＞ｒ６＞ｒ１＞ｒ１４＞ｒ１３＞ｒ１２＞ｒ７＞ｒ１１。其中与高等教育人才培养因子呈显著正相关的指标有Ｘ１、Ｘ２、Ｘ３、Ｘ４、Ｘ５、Ｘ８、Ｘ１０和Ｘ１５，相关系数分别为０．５０１、０．７９２、０．６１２、０．５１３、０．７９３、０．８０３、０．６２０和０．７０９，与关联度排序基本一致。可见，高等教育人才培养能力的主要影响因素为社会经济背景（Ｘ２）、高等教育生均经费投入（Ｘ４）、科研经费投入（Ｘ８）以及学生结构（Ｘ１０）。

       从客观数据来看，高等教育人才培养能力因子排名中位列前５的新加坡、阿联酋、捷克、以色列和立陶宛，其人均ＧＤＰ明显超过沿线国家平均水平的１３３５４美元，分别为５７７１４、４０６９９、２０３８０、４０５４４以及１６８１０美元。其次，高等教育生均经费指数在沿线国家的平均值为０．１９７，斯洛文尼亚（０．２４）、波兰（０．２５）等人才培养优势国家也有较为优异的表现。其三，沿线国家整体５Ａ类学生，即学术研究型学生比例为７０．４６％，约旦（８７．２０％）、巴林（８５．８０％）、印度（８６．５０％）等部分高等教育竞争力发达国家及中等发达国家的研究型学生比例更是超过８０％。第四，科研经费投入在高等教育人才培养能力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主要体现在研发人员比例上。

（四）影响社会服务因子的因素与关联度

       在影响社会服务因子的因素中，关联度排序为：ｒ１５＞ｒ８＞ｒ１＞ｒ１１＞ｒ２＞ｒ９＞ｒ１３＞ｒ３＞ｒ１０＞ｒ７＞ｒ４＞ｒ５＞ｒ１２＞ｒ１４＞ｒ６，与高等教育社会服务因子得分呈显著正相关的因素为Ｘ１、Ｘ３、Ｘ４、Ｘ８、Ｘ９和Ｘ１５。因此，高等教育社会服务能力的主要影响因素为政府治理效能（Ｘ１５）、科研经费投入（Ｘ８、Ｘ９）和教育生源基础（Ｘ１）。

       一是治理效能的影响。在世界银行公布的“一带一路”国家政府治理效能数据中，排名百分比前１０的国家有新加坡（１００）、阿联酋（９０．３８）、文莱（８７．０２）、以色列（８６．０６）、爱沙尼亚（８４．６２）、斯洛文尼亚（８３．１７）、马来西亚（８１．２５）、立陶宛（８０．７７）、拉脱维亚（７９．８１）及捷克（７８．３７），其高等教育社会服务能力排名同样也在前２０以内。二是科研经费投入，尤其在专利申请数量与高等教育满足经济需求评价方面，沿线国家的每百万人口专利申请数量和高等教育满足经济需求，与科研经费投入比例比也呈现显著正相关。三是生源基础的影响。沿线国家平均受教育年限为１０．４７年，而以色列（１３．０４）、新加坡（１１．６２）、阿联酋（１２．１１）等高等教育社会服务竞争力优势突出国家在该指标的表现均已超过平均水平。

（五）影响国际合作因子的因素与关联度

       在影响国际合作因子的因素中，关联度排序为：ｒ２＞ｒ１＞ｒ６＞ｒ１５＞ｒ８＞ｒ１０＞ｒ４＞ｒ１２＞ｒ９＞ｒ５＞ｒ７＞ｒ３＞ｒ１１＞ｒ１４＞ｒ１３，其中前四个因素的关联度大于０．６，关联性较强，其余因素位于０．４－０．６之间，关联性相对较弱。相关系数发现，与高等教育国际合作因子得分呈显著性相关的因素为Ｘ１、Ｘ２和Ｘ６，和关联度排序具有一致性，表示社会发展背景（Ｘ１、Ｘ２）、以及高等教育人员经费投入（Ｘ６）与政府治理效能（Ｘ１５）是影响高等教育国际合作与交流能力的重要因素。提取政府效能和官方援助与国际合作因子做Ｐｅａｒｓｏｎ相关分析发现，社会发展水平与入境流动率、科研论文国际合作比例呈现显著正相关，其中阿联酋、卡塔尔、捷克等国际学生比例较高国家，其社会经济基础与受教育程度也相对较高。同时，奖学金制度、政府治理效能对高等教育国际合作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入境流动率的变化上，二者呈现显著正相关，Ｐｅａｒｓｏｎ相关系数分为０．５６１、０．５４３。综合各影响因素与四个因子的灰色关联度和相关性分析发现，影响高等教育竞争力的因素

       集中在以三下方面。一是高等教育发展背景中的生源基础与经济基础，包括人均受教育年限和人均ＧＤＰ。英国高等教育学家阿什比提出，“大学是遗传与环境的产物”，高等教育的发展不仅受益于学术研究等“遗传”基础，同样依靠国家经济、文化、科技发展等社会“环境”。二是高等教育资源投入规模与科研经费投入比例，包括高等教育经费占政府支出比例与占ＧＤＰ比例、国内研发经费占ＧＤＰ比例以及高校科研经费占总科研经费比例等，对扩大高等教育规模，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和科学研究具有积极作用。而国家奖学金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高等教育的国际交流与合作能力，在提高留学生入境流动率方面尤为明显。三是高等教育运行过程中的政府治理效能，对高等教育服务社会经济发展、参与国际交流合作有着重要影响。此外，学生结构一定程度上影响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竞争力，其中学术研究型学生作为知识经济时代的后备人才，其比例与数量的变化影响着高等教育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