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有了文字发表论文以来，文字与现实的关系就进入考量的范畴。人类的大多数文字活动中，文字与现实的二元对立的格局一直处于主导地位，即文字模仿现实，传递现实。无论是创作者，还是读者，在面对文字作品是，很大程度上都自发自动地将文字比对现实；同时，人们又不得不面对一个问题：现实究竟是什么？现实如何被模仿？

一、代言真理，教化人民的发表论文文学

       十八世纪，启蒙运动兴起。狄德罗强烈推行“现实主义”写作。当时所谓的现实主义还未被十九世纪的小说家和理论家定上风格的标签。此时的现实，是针对当时轻佻的通俗小说中稀奇古怪的情节而言。此类作品对普通人的负面影响被认为是难以否认的，甚至是毁灭性的。狄德罗的武器“现实”，首先必须反映社会风貌，描写我们所生活的世界。同时，这种现实也要具有“经典”色彩，即要展现人类普遍的性格和情绪，揭示深刻的心理现实。由此可以看出，狄德罗所谓的“现实”，是包括社会环境和人们的心理活动的。尤其心理方面，从引发心理活动的外部条件，到人物所经历的情感，全都能被读者熟悉地认知和感同身受。狄德罗又通过小说和历史的比对，更强调人物内心的真实。历史因其史实的片面主观，不敌小说对社会，对人性普遍性的展示。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人类对外部世界的主观感受，又变成一种现实对象，以供认识，剖析，并像一切自然现象一样，力图找到其中的共同点与规律。而文学与文字，正是展现此规律的有力武器与手段。这种对现实的肯定，导致文学作品承担了教化发表论文读者的重任。

二、与现实同质化的发表论文文学

       其后，关于现实的问题接踵而至。首先，现实和真实并非同义词。如果文学作品反映的是如镜像般的现实，那不能否认，人类社会充斥着不那么美好的一面。狄德罗希望文学作品的“真”，明显是积极正面的。这种真实明显是与“现实”有矛盾的。十九世纪中叶对福楼拜的诉讼就是这种矛盾的体现。法庭上，《包法利夫人》被斥责为“体现才华的精彩描写，却在道德层面上令人憎恶”。对此，福楼拜的律师辩解：要看到作品深层次的道德观，也就是对社会本来面貌的揭露。1857年2月，法庭宣布福楼拜无罪，但同时也指出，此作品涉及“为良好品味所不齿的描述，必须予以严厉批评。”这一结局是诉讼双方的妥协，也是不同的现实观的暂时搁置与退让。现实是如当时已形成的“现实主义”所宣称的那样，如镜像般反映真实的社会生活？福楼拜恰恰十分摈斥这个标签。现实是让人看到腐败堕落背后的代价？这部作品当然无法让人信服。如果文学作品既不如实刻画现实，也不引导读者寻找所谓真善美，那发表论文文学究竟表达什么？反映什么？此时我们可以看到，文学的身份面临前所未有的争论与反思。

       为了应对道德层面的批评，司汤达和巴尔扎克干脆直接宣称小说是“镜子”。小说没有必要承担展示美好，净化灵魂，训诫读者的功能。这面镜子被行人带在路上，时而映现出湛蓝的天空，时而污浊的泥潭。带着镜子的人却被人们说成是不道德的，这不是科学理性的态度。人类社会和自然界一样，是客观的，物理的存在，人们可以像研究动物学那般研究此人类世界。如此，所谓小说表现的“现实”，成了照片一般的存在：照相技术是近代科技的产物，与传统的视觉艺术毫无瓜葛。镜子的比喻，被现实主义的批评者们置换成了照片，文学创作活动也就成了简单机械的摄影技术。可文学真的能和艺术创作完全脱离吗？矛盾的是，这些现实主义作家们恰恰是第一批肯定作家的艺术家特征的人。巴尔扎克认为作为小说作者，他除了观察和表达的能力之外，还具备特殊的，超出常人的第二视角，正是这第二视角使得他洞悉各种角度的“现实”。左拉也在进行他极端的自然主义文字实验的同时，承认哪怕是一个屏幕，也会以它自身特有的方式扭曲影像。安德烈•马尔罗（AndréMalraux)直言不讳：所有的人，在动笔之前，脑子里想的并非展示现实，而是展示一部绝妙的作品。除去人的主观创造，真实的世界无迹可寻。

三、发表论文文学与现实主客体关系的瓦解

       十九世纪后期，小说家们愈益对作品的现实性提出质疑甚至否定。此时怀疑的对象从作者的立场直接过渡到了现实的合理存在。普鲁斯特重新定义了“现实”：世界只不过是我们每个人的主观所见。所谓原生的，实时的现实，是指我们可以简单定义描述或者可以用胶卷捕捉的那一部分，而这种现实毫无价值。相信现实的存在是幼稚的，因为每个人的思想和感官形成的是各自独立的世界。至此，所谓现实，由外界转到个人，由普遍转向个体，由固定的变成迁变的。甚至，主体和客体自古以来的二元对立也受到了威胁：每一个个体，在每一个瞬间，都感受到无穷无尽的香味，声音，光线，置身于千变万化的环境因素中。这每一个瞬间，又不断地变成过去的记忆，不断地重新塑造这个“我”。由人创作的文学，其与现实的关系，这本身就是一个需要被重置的命题。主客体的消失，在否定文字创作与真实道理这一对千古搭档的同时，也带来阅读与思考更宽广的维度：无论是作者还是延展的文字，或是这两者所呈现的“现实”，都在包含广阔时间与空间的动态范畴不断地形成，又随即消逝变幻。然而即便有着如此现代主义的光环，飞利浦•杜夫（PhilippeDufour)仍然在把普鲁斯特和其他现实主义作家相提并论，称其仍然想要寻找现实，反映社会，认为这个无所不在的写作目的是徒劳的。人们越想抓住现实，和真正现实之间的鸿沟就越大。作家们尝试各种风格，这种多样性只能证明现实无法定义，无从确立，而这些风格各异的写作，和它宣称所要表达的真实，本身就是互为矛盾的存在，就像所谓内容与形式，风格与主题，表达与话语，符号与所指，这些成套出现的，二元对立的概念，本身就否定了一个真实固定有效的绝对“真实”的存在。

       至此，文学作品尽管占尽语言符号的优势，也无法说服人们它是现实的化身或是代言。生在否定的，不信任的时代让人沮丧，但同时也给了文字前所未有的空间与自由。索绪尔的现代语言学，把能指与所指的随机结合，构成了符号的基本单位。形式与内容并非相互印证，而是相互捆绑，通过能指与所指，形式与内容的随机结合，我们可以超越符号本来约定俗称的指代，发现或隐藏的，或全新的“现实”。如罗兰•巴特所说，作品非但不直接复制现实，反而通过种种形式否定现实。然而正是这种文字的虚构的姿态在读者身上激发了将游戏进行到底的决心:写作-阅读的过程就像一个游戏，作者做出姿态，在写作中嵌入一个目的，抛出一个隐喻，再由读者进行解码寻找。20世纪后期，被贴上结构主义标签的诸多作者，在千差万别的写作风格与理论中，展示了一个共同点：否定文字符号，文学作品与现实的直接映现关系。寻找真理的意图不值一提，因为一切的意义都在作品本身。

       在结构主义将作品符号化，系统化，程序化的同时，读者作为作品的解码者，其身份与功能又被重新审视。创作者的身份被不断质疑。罗兰•巴特把作者的存在归纳为“写作”，这一活动的显现由生理性的风格和社会性的语言决定，这一切又在很大程度上受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所有文学形式的制约。文字的意义与目的，需要读者自己去拼接建构。如娜塔莉•萨罗特而言，读者的角色日益主动，甚至可以充当创作者。作者创作的文字布满空隙，需要读者的配合才能使其完整饱满。哪怕是严格意义上针对某一类群体的文字，也不能阻止读者对带有各种意图进行解读。当然，同作者一样，读者本身也是社会与历史的产物，因此，现实究竟是身外之物，还是由作者想象和虚构，抑或完全交由读者建造，这些可能性仍然被不断试探，又被不断否定。

       综上所述，发表论文文学与现实的关系，经历了不断被质疑的过程。从最初现实无可争辩，作者揭示真理训诫众生，到一个写作者代表一个无穷无尽，难以归纳定义的世界，再到文字绝对工具化，最后读者和作者身份模糊，一切现象，人与物，都是现象世界的一个符号，都在意义的不断产生与消解中无差别地发挥功能。当然，人们创作，阅读与思考的行为永不停止，终极的真实，究竟以何种形态存在，尚且无从定论。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如西西弗神话中描述的一般，孜孜不倦地追寻。